医疗对生命只承担8%责任

在今年的“中国科协”年会开幕式上,全国政协副主席、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,没有像往年那样致开幕词,而是在“特邀报告”环节,给出了《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》的报告,提出的观点引发媒体一阵惊呼:医疗对人的健康只起8%作用。

医疗对生命只承担8%责任

韩启德强调:这“是个人一家之言,只提供一个侧面”,并特别声明,报告中的一些“颠覆性的意见”都有依据,有严肃的科学论文证明。这也是他个人一家之言,只提供一个侧面,希望“媒体完整解读,切勿断章取义”。

很显然,该报告出台事出有因:韩院士所在的医学领域,正在承受不能承受之重:医患纠纷,伤医事件,永远不够用的医疗资源……都是重压之下的变形产物。

这些之所以出现,而且难以改变的原因。在报告中,韩启德指出:“我们现在的医疗出了问题,不是因为它的衰落,而是因为它的昌盛,不是因为它没有作为,而是因为它不知何时为止……在宗教强盛,科学幼弱的时代,人们把魔法信为医学,在科学强盛、宗教衰弱的今天,人们把医学误当做魔法。”

医疗不能承受之重

我国40岁以上高血压人群,10年心肌梗塞和脑卒中发生率,最高统计为15%左右,通过服用降压药,降为10.5%,也就是说,100个40岁以上的高血压人,服用降压药物控制血压后,只有4至5个人受益,还要忍受着药物副作用和服药的经济负担。

作为国际著名的病理生理学家,韩启德提出这样的“个人观点”,是有详实基础的,他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数据:我国40岁以上高血压人群,10年心肌梗塞和脑卒中发生率,最高统计为15%左右,通过服用降压药,降为10.5%,也就是说,100个40岁以上的高血压人,服用降压药物控制血压后,只有4至5个人受益,还要忍受着药物副作用和服药的经济负担。

韩院士还给出了美国一项涉及7.6万例病人的研究:55岁至74岁的男性,一半人每年做一次前列腺癌的筛查,一半人不做,筛查组发现前列腺癌每1万人中有108人,非筛查组有97人,通过筛查,确实发现了更多的病人,但是13年以后,检查和不检查的两组人,死于前列腺癌的没有任何差别。

无独有偶,美国针对肺癌做了45万人的研究也发现,每年做两次以上高频度的X胸片检查,肺癌死亡率反而增高。做胸片再加做痰细胞检查和单独胸片检查比较,死亡率似乎降低,但是没有显著性差别。

这些结果不仅支持了韩启德的“个人观点”,而且更指向一个问题:医学到底能帮助我们到哪里?韩院士的结论是:只有8%。

人不可能靠医学完成心灵救赎

韩启德 , 著名病理生理学家,中国科学院院士,2004年12月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,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、中国科协主席。

“坏人”也可以改造成“好人”

“癌为什么可以被改造,因为癌细胞本来就是从正常细胞变来的,如果是一条疯狗,改造成人,是不可能的,但是坏人可以改造成好人 ”

这个8%的帮助,看上去是悲观的,但是,同样是院士的汤钊猷教授,却把它转变成了一种医疗智慧。

近日,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原上海医科大学校长、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所长汤钊猷院士,与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主任委员、上海中医药大学何裕民教授,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了名为“中国式抗癌:战略与战术”的中西医对话。

西医出身,用手术刀与肝癌战斗了几十年的汤钊猷,治病理念却颇具中医风范,他甚至更愿意用“孙子兵法”这种中国哲学,来对待癌症这个人类的绝症,而这,也是他无数临床事实造就的:“我偶尔也会为较为晚期的病人做些姑息性的手术,但术后发现,勉强开刀的效果其实并不好,不仅如此,随后的动物研究释放出一个令人警觉的信号:姑息切除可能促发残癌转移。”

第二个“旁证”,来自一群患上肝癌的实验鼠,它们在送进放疗室的两天后,体内的癌细胞果真被照得“偃旗息鼓”了,但是,30天后再观察,本已低头的癌细胞转而发起大举反攻。

由此,汤钊猷将“孙子兵法”中的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列为了他治疗癌症四点体会中的第一位。

这个结论并非来自汤钊猷积累的个案,而是由癌症的特点决定的,汤钊猷说,“癌为什么可以被改造,因为癌细胞本来就是从正常细胞变来的,如果是一条疯狗,改造成人,是不可能的,但是坏人可以改造成好人。 ”

医学对生命只能承担8%的责任

但在那时,无论我还是其他高级别医生,都不懂得甚至没意识到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这个战术。

何裕民教授常提到他37年前做实习医生时遇到的一件事:“我在一家县医院急诊科实习,接待了一个从农村来的小伙子,查看了白细胞检查单后,我怀疑小伙子患的是白血病,告诉他要住院治疗。这个骑自行车来看病的小伙子,马上又骑上车回到离县城15公里远的家,拿了住院要用的被褥和暖水瓶,然后又再骑到医院。第二天,小伙子接受了大剂量化疗,到第四天晚上,小伙子就去世了。我心里特别难受,两天前他还能在一天之内骑车来回45公里呢!结果一化疗人就没了……但在那时,无论我还是其他高级别医生,都不懂得甚至没意识到‘不战而屈人之兵’这个战术”。

2007年,一个知名国企的郑姓总经济师,被确认为中晚期胰腺癌,因为财力雄厚,他专门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肿瘤中心诊治。当时,原籍以色列的美国专家告诉他:“我是全球最权威的胰腺癌专家,你这个病,化疗可活6个月,不化疗只能活3个月!”郑回国后找到了何裕民,此时,“不战而屈”已经融入了何裕民治疗癌症的理念,郑就这样靠中医治疗健康地活到现在,而且成了各大媒体报道抗癌神话时第一个要找的范例。

发现得越早,反而不是好事

这位美国专家也承认:“许多肿瘤早发现,不见得是好事情!”

此后,郑又去了美国,见了那位医生,医生很诧异,也因此有了如下的实话实说:

美国从尼克松时代签署“国家癌症法案”后,千军万马研究癌症,研发出非常多的检测设备与方法。若干年后,人们突然发现:这些设备方法尽管标志着科研的重大进步,对癌症的早期认识也很有好处,但推广后,癌症患者的生存率并没有显著提高。这位美国专家也承认:“许多肿瘤早发现,不见得是好事情!”

何裕民教授还给出了这样一组结果:丹麦学者的基因探针研究发现,40岁女性乳腺组织中,40%有异常蜕变细胞,到了50岁至60岁,这个比例逐渐减少。美国的前列腺局灶癌前瞻性研究,20年后,只有7%的患者最后死于此癌。

很多患者是被吓死的

“治疗癌症要有个‘度’,‘不战而屈人之兵’就是很好地把握了这个‘度’,至少不让它(指医学)承担超过8%的责任。”

“包括癌症治疗,化疗次数越多,后面转移复发率越高,比如乳腺癌,同样两期的乳腺癌,化疗次数越多的后面复发概率也高,因为用多了,癌细胞就退回到更原始的状态,更凶险的状态。所以,治疗癌症要有个‘度’,‘不战而屈人之兵’就是很好地把握了这个‘度’,至少不让它(指医学)承担超过8%的责任。”何裕民这样说。

很显然,把握这个“度”不是个技术性工作,需要高屋建瓴的哲学观,甚至是从生命的角度对疾病和死亡的包容,而在达到这个高度之前,人们会泛化癌症,接下来又会被泛化了的癌症吓死或者治死。

警惕功利化的医学

癌症被泛化,对癌症以及其他一些疾病的诊治“用力过猛”……

癌症被泛化,对癌症以及其他一些疾病的诊治“用力过猛”,一是因为医学的昌盛,有了可以“用力过猛”的工具,同时也是因为人们对死亡的极度畏惧,杯弓蛇影的心态,想赶快找到医生,借助昌盛的医疗技术这根稻草,在面临生死之时,拉自己一把。

因为一直从事健康科普,每年体检季节,我都要接到很多电话,这些找到我的熟人,都是被体检的医生嘱咐要“进一步检查”的,而几乎每个人的体检单上,都会有类似的医嘱。可以想象,每天拥挤在医院的人当中,有很多就是奉此“圣旨”去的,他们急切想知道自己的问题到底有多大。

与此相近的是,人们在癌症确诊之后,往往会急急忙忙地迅速手术,如果能今天确诊,第二天就上手术台,那绝对是部长一级才能享受的待遇,一定有让其他人羡慕的医院业缘、专家人脉。

这种诊病、治病的急切也如出一辙地体现在养生上。

功利养生不靠谱

无论是诊病治病的急切,还是对养生的功利化追求,归根到底无非是人们认定,昌盛的医学已经可以而且应该为自己代劳一切了。

中国的养生节目是随着医疗条件的提高而逐渐走红的,据养生节目的编导统计,他们收视率最好的内容,多是介绍某种食物或者方法能在抽了30年的烟之后,保证肺不得癌症;能使每天都要吃红烧肉的人,血脂不升高,只要有一种食物或者方法具备类似效验,这天的收视一定会很高,而这种方法或者食物也一定会风靡……虽然编导们也很清楚,世间绝对没有这种东西,医学不会为人类的所有生活过错“买单”的。

无论是诊病治病的急切,还是对养生的功利化追求,归根到底无非是人们认定,昌盛的医学已经可以而且应该为自己代劳一切了。

分担利己也利人

“小概率要干预效果绝对是很小的,落实到个人的话,谁也不能确定自己是在1%的人里面,还是在99%里面的人。”

事实上,就像韩启德在报告中提到的:“医疗对人的健康只起8%的作用,更多的是由生活方式、生活条件、经费保障来决定的,因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好、更全面的看法。”他以高血压、糖尿病前期、骨质疏松举例说,当前针对危险因素进行干预的实际结果是,极少有个人因采取措施而受益,绝大部分干预没有任何效果,其中有些人的健康反而因此受到损伤。“小概率要干预效果绝对是很小的,落实到个人的话,谁也不能确定自己是在1%的人里面,还是在99%里面的人。”

但理解这一点,懂得医学局限性的人不多,汤钊猷院士自己显然是其中一个,“我12年前咳嗽,把骨头都咳断了,做了全身扫描,怀疑是前列腺癌症转移,癌症把骨头吃空了,顺理成章是前列腺癌全身骨头转移。但是我的老伴有怀疑,因此没有开刀手术,没有做化疗,后来我躺了3个月,结果长胖了,所以我觉得不是癌症。”

不急于诊治,只是平静地躺在床上观察自己3个月,就已经不只是一种坚持了,甚至是一份分担,分担了医学以及医生不能承受之重,这种分担的结果是他和医学双方受益。

最简单的方法就在身边

这个效果不只是来自运动本身,还有在运动过程中人们救赎自己健康时的放松和自信。

汤钊猷举了个例子:“有个病患,生了肝癌,血管里面都是癌,去做化疗,我问他你会游泳吗,他说会,我让他每天游泳,然后打干扰素,现在已经11年了,红光满面,比我的各方面都要好。还有个病人,2001年得的肝癌,一年后复发了,一共复发了4次,2005年到我这来,我告诉他去游泳,他半年后来看也是红光满面……我有十几个病人都是这样的”。

汤钊猷还在实验老鼠身上做了类似实验:“老鼠分三组,一组一天游8分钟,一天游8到32分钟,一组游到游不动,过度游泳。结果是:适度游泳的老鼠活69天,多度游泳的活50天,不游泳的活60天,所以,适度的运动对防癌是有好处的。”

其实,不一定是游泳,只要是适度的运动,包括快走或者慢跑等,都会有类似效果,这个效果不只是来自运动本身,还有在运动过程中人们救赎自己健康时的放松和自信。

理解生命,放弃依赖

松开了对生的死结,摆脱掉对医学的绝对依靠,更多地理解并借助生命自身的规律和力量,这也许才是现在人最该有的生命宗教吧。

韩启德将现在中国医疗所出的问题,归结为:“不是因为它的衰落,而是因为它的昌盛,不是因为它没有作为,而是因为它不知何时为止。在宗教强盛,科学幼弱的时代,人们把魔法信为医学,在科学强盛、宗教衰弱的今天,人们把医学误当作魔法。”

既然有了魔法地位,为什么治疗达不到预期?为什么还有误诊误治?为什么不能使病人起死回生?凡此种种对医学乃至医生的错误期待,在增加了对病患自身过度诊疗的同时,也是医患纠纷,伤医甚至杀医悲剧的深层根源。

所谓宗教,其实无非是要完成对自己心灵的救赎,这种救赎是可以掌握在每个人手中的,松开了对生的死结,摆脱掉对医学的绝对依靠,更多地理解并借助生命自身的规律和力量,这也许才是现在人最该有的生命宗教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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